双减教育改革中最核心的一个环节
中央部署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工作，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落实。这一政策推进的强力态势，首先让培训资本市场敏锐地感觉到获利时代即将结束，但很多学校和家长对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变化还有些无所适从，一些家长还不能接受，孩子如果不能参加校外学科培训，该如何提高学业水平。
“双减”政策作为一项国家行动，从压减学生校内作业和校外培训的双重负担着手，必然有其历史、社会的深刻原因。“双减”政策作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最核心的一个环节，与考试招生制度、教育评价改革、课程改革和学校管理改革形成了一套“组合拳”，让教育告别工具主义时代，开启教育和学生学习的新历史。
工具主义属性的教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
现代教育体系肇始于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尽管各国教育存在差异，但教育的思想观念、体系设置、学制设计、方式方法，都带有工业生产的属性。学校像一个个工厂，教育像流水线生产，培养人的过程像标准化作业，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教学标准，统一评价方式，同一年龄的学生同时入学并进入同一个年级，学校的各项纪律也类似工厂的管理制度。学生作为学校的产品，也被贴上优等、合格、不合格的标签。工业生产的观念、思维浸透到人们对教育认识的方方面面，在教育中也要计算投入产出比，把绩效和效率看得高于一切，本来应该具有个人属性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也强加了工业生产的特征。资本家靠对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提高生产效率，教师和学生也靠延长教学时间和学习时间、提高教学和学习的强度难度应对学业。
工业生产的观念和思维导致人的工具化。教育本来是让人通过学习，获得知识、能力、观念和文化，最终实现自我的全面和谐发展，适应社会对人的要求。教育是工具，人的发展是目的。工业生产的思维把手段等同于目标，把人的受教育过程变成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要么是实现政府政绩的需要，实现学校对升学率的需要，要么是实现父母光宗耀祖的需要，实现自我被某种争强好胜心理的需要，唯独把人全面发展的内在属性放在一边。曾经让我们无比振奋的教育口号“知识改变命运”，也是把学习知识等同于改变命运的外在目标，从而丧失了知识对完善人性，丰富生命的意义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刻批判中发展了“异化”的概念，人与生产劳动相割裂和对立，受制于自己的劳动和产品，被异化成工具，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工具主义下，教育也被异化，学生的学习被校内作业和校外培训所奴役，学生成了学习的工具，师生关系、亲子关系也异化成提高学业成绩的合作关系。
这种思维下，我们甚至把价值观教育也变成了一种工具。诚信，本应是一种人生的信条，是一种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但工具主义的教育却告诉学生，你不诚信，就会受到社会的惩罚，你就会寸步难行，这是典型的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德问题”。爱国，本应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如同子女爱父母一样不言自明，但我们却要告诉学生你要一定爱国，有国才有家，国家不安定你也没有好日子过，爱国的逻辑成了利益交换。这种思维下，学习是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找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学、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学习的功利性不断被强化。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揭示了我们各项事业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面对的大变局就是民族化和信息化。民族化就是要立足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强调教育的价值观倾向。信息化就是要适应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为特征的现代教育，强调学生学习的个性化、终身化和社会化。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都是工业文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结果，被工具主义严重异化的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都遇到了巨大挑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让社会感受到教育的美好，学生过重负担这一根深蒂固的顽瘴痼疾必须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终结工具主义教育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人才。虽然这一功能定位也是从教育的外在价值建立起来的，但在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或者国家发展的特殊时期，都是合乎整体利益的。
近代以来，教育救国，救亡图存是教育的基本任务，无从涉及教育的个性化或人本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国家建设与发展培养大批应用人才是教育的基本任务，既不能兼顾人的价值观培养，也兼顾不了学业失败者的利益。这种工具主义观念和思维，是学生作业负担的深层原因，也是校外培训疯狂生长的深层原因。可以说，这种观念和思维影响下，教育在国民素质提升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在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
在教育规模日渐增大，基础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教育在国民素质提高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还有，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运行方式，工业生产思维的工具主义教育无法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国民和创新型人才。
信息化打开了一个未来社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培养适应未来的人才，教育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关于未来教育，有大量的书籍文章为我们描述了各式各样的崭新图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教育、学校、知识、学习、课程等基本概念。
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认为未来的重大改变是“不连续性”成为最显著特征。“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你现在第一阶段积累各种信息，发展各种技能，构建起自己世界观的同时，也建立起稳定的身份认同……在人生的第二阶段，你依靠累积下来的技能闯荡世界、谋取生计，贡献社会。”“但到21世纪中叶，由于改变的速度加快，人的寿命延长，这种传统模式将无以为继。人一生之中的各个接缝中可能出现裂痕，不同时期的人生不再紧紧相连。”这也就告诉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明天的生存没有太大的因果关系。
进入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知识，你所学的知识如果打开方式不正确很有可能成为人生的桎梏。2007年6月，iPhone第一代手机发布，当时的手机王者诺基亚还在耗费巨大的精力研制物理按键如何布局才能让用户体验更舒服。如果仍然处在功能机的时代，诺基亚的王者地位无人能撼动。但是没过多久，诺基亚研制的物理按键的这些知识已经失去意义，因为iPhone已经重新定义了手机，诺基亚原来积累的知识越多，越会限制和窄化他对手机的理解。我们在现实中已经见证了太多行业的这种迭代更替。现在学生的学习的内容、标准、方式和方法无不是工业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我们几乎可以判断这种知识和思维，很难适应未来社会对人的要求。
“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就要改变旧有的教育模式。高质量教育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至少应该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健康，工具主义的教育把追求升学率、考高分凌驾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之上，只要考试成绩好，健康放到其次，体音美课程可以被挤占，语数外是一节也不能落下，还出现了很多极端的励志口号。这种学习方式下，学生的学习体验极差，学习让青少年身心俱疲，甚至出现严重的心理和人格问题，牺牲健康的教育一定不是高质量的教育。
二是科学，工业生产的流水线上，通过强化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效率，而工人在某一方面技能越来越熟练，就会导致其他方面的能力萎缩，工具主义的教育也是通过机械训练、反复刷题让学生考试的熟练工，学生和教师都不注重学习科学，不遵守成长规律，学习的意义感严重丧失，即使是学业成绩优异者，也会产生厌恶学习的心理。北京大学徐凯文做过一个统计，北大一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30.4%厌恶学习，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不讲科学的教育也不是高质量的教育。
三是正义，教育需要公平，但更需要正义，公平不等于正义，教育正义要求合宜地、正当的对待每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教无类体现教育的公平性，因材施教则体现教育的正义性，现代教育制度可能是公平的，但未必是正义的，比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学业成绩高的学生有利，而对学业存在障碍的学生则不算正义。教育的正义要求面向每个具体的个人，采取恰当的教学，而工业思维下，只有课程标准和考试成绩，鼓励竞争，为了部分学生而把大多数学生作为陪读者，显然有失正义。
四是本质，教育的本质是教书育人，是有效地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工具主义的教育只注重教书，不注重育人，把教育仅仅理解为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把人的学习狭隘地局限在学科教学，否认学科之外的知识，轻视课堂教学之外的学习，即使是学科教学，也只注重知识的学习，忽视心理、人格、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偏离本质也不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
告别工具主义教育需要各方共同改变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教育改革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主要是因为二三百年来的工业化思维对教育浸染太深，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国家推进“双减”政策，从作业和培训两个学生最基本的学习方式出发，也是适应时代发展作出不得已的选择，也只有从国家层面推进这项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效。但仅仅作为国家政策的推进实施，学校、教师、家长没有作出相应的改变，这场历史性的教育变革也难以取得成效。
学校是落实“双减”政策的中枢环节。“双减”政策是课程改革、教学改革、考试招生改革和教育评价改革的组成部分，教育改革的系统性要求所有环节紧密衔接，学校是系统改革的“中枢”，既要落实国家政策，还要带动和影响社会、家庭参与改革。当下，学校肩负提高国民素质和人才培养的双重任务并没有变，但是培养方式需要改变。学校要区分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什么是教育的手段和工具。所有校长首先要清醒认识，现代学校制度不是最完美的制度，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更是弊端重重。对现代学校的诸多批评中，伊万·伊利奇在《去学校化社会》中比较准确地说“学校训导他们(学生)混淆过程与实质……导致学生把教与学、升级与教育、文凭与能力、语言流畅与叙述新事物的能力混为一谈;导致学生的想象不是基于应有价值，而是根据所受的服务;导致学生误将药物治疗等同于卫生保健，将社会工作等同于社区生活的改善，将警察保护等同于人身安全，将军事防备等同于国家安全，将激烈竞争等同于工作效率……”学校要始终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而且是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而不是少数学生的发展。要对每个个体都有具体的针对性，而且要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双减”政策实施以后，课堂教学的方式要发生变化，课后服务如何发挥作用则是学校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教师要在“双减”政策中转变角色。“双减”政策传递出的信息是推进学习方式的改变，工具主义教育忽视学生学习体验和学习策略，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努力改变机械训练、反复刷题的做法。教师要认识到，在互联网时代学生学习的多样性，将改变教师的角色和作用。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到“越来越多的教学模式旨在把教育从竞争性比赛转变成互相合作、充满关爱的学习体验，因为学校和大学都努力想与现在的这一代年轻人沟通，这一代年轻人伴随着互联网长大，习惯在开放的社交网站上互动，而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信息是共享的，而不是存储的。”里夫金还提出了“分散式合作”学习的观点，认为知识具有社会属性，存在于社会之中;学习不仅是个人经历，人与人互动产生的想法和思考更重要;社会参与也能学习知识。互联网时代个人的学习都是有限的，合作学习才是更好的学习。
学习方式和知识存在方式的变化，如同广播电视的时代，一个人想听什么看什么节目，要看电台播放什么，每个人听了什么看了什么都大同小异，而互联网时代资源海量，听什么看什么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偏好和选择，人的知识结构千差万别，面对相同的问题，共享知识更为重要。教师应该认识到，教师不再是向学生传播知识的权威，更不是唯一的权威，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远比教师更多，增加作业负担只会堵塞学生学习方式改变的通道。教师尽管属于一个学科，但不仅是学科教师，教师要变成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合作者，学习资源提供者和生涯规划参谋者。
家庭对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影响更加重要。校外培训的泛滥一方面是强大的资本市场驱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家长教育焦虑的结果，不管是功利主义还是剧场效应，现代的家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教育子女的权利让渡给政府和学校，但不要指望学校和老师包揽学生的学习，孩子的未来更多取决于家庭，因为孩子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方式以及孩子的视野更多是由家庭决定的。父母不能把家庭变成学校教育的延续或者升级版的课堂，而是变成孩子的心灵归宿和情感依托，让孩子以健康的心态面对世界。家庭要学会尊重孩子，因为孩子可能更了解这个世界。《今日简史》里说“过去，听大人的话是个相对安全的选项，因为在当时，他们确实懂这个世界，而且世界变化并不快。但21世纪不一样。变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你永远无法知道，大人告诉你的到底是永恒的智慧，还是过时的偏见。”父母提供给孩子的不再是经验，而是更多体验和见识，是要保证孩子学习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学习是伴随人一生的生活方式，学校教育仅是终身学习的一个阶段，在知识快速更迭的时代，50岁的人和15岁的人面临几乎相同的学习问题。
双减势必改变每个人的教育选择
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都是时代的产物，工业文明带来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智能时代的社会。“双减”政策是国家在教育进入新发展阶段作出的历史抉择，必将从价值观念、育人模式和教育治理方式等方面改变教育形态，将改变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家庭对教育和学习的认知，也势必改变每个人的教育选择。
